来源：华夏时报
近期，金融行业从业者“转行”考公务员的消息火爆。根据上海市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第一批拟录用名单，有二十余位“金融圈人士”获得录取，其中包括十余位券商人士、多位银行人士和私募人士。
《华夏时报》记者近日联系了券商、基金、期货、资管等多个行业的几十位从业者了解情况。记者发现，上述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金融行业薪酬预期下调、职业稳定性减弱、基层岗位内卷加剧等多重困境。
“我身边有工作5年以内的同事考上了金融监管系统的公务员岗位，但更多人考了三年还没‘上岸’。”某券商投行部从业者透露。这场由“90后”“95后”基层从业者主导的职业迁徙潮，正在撕开金融业“金领”光环的裂缝。
正在准备考公的公募基金人士小李对《华夏时报》记者袒露心声：“金融行业薪酬在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来会面对残酷的优胜劣汰，所以想寻找更稳定的岗位和薪酬。”
大多从业不到五年
“一二线城市金融行业基层员工的综合收入哪会比公务员好？”一位私募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道出其中关键。
“我身边还真的有同事考公上岸了，不过是年轻的同事，工作大概5年以内吧，也是考去了金融系统的公务员岗位。”一位券商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考公群体以入行3—5年的“90后”“95后”为主，基层岗位的“小朋友”尤为积极。薪酬预期与生存现实的激烈碰撞，成为年轻人出走的直接推手。而金融业新人面临的不止是“降薪”，还有裁员和成倍增加的业务压力、资源壁垒和艰难的晋升空间。
“金融行业薪酬整体呈下降的趋势，业务开展压力也比较大，相比之下，公务员晋升空间可能会更大。”多位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起薪不达预期”是年轻人选择离开的直接原因。“（薪资）各个梯度都有，但金融没想象的那么光鲜。”一位期货公司研究员给《华夏时报》记者算了一笔账：985硕士毕业入职年薪约15万元，扣除房租通勤后所剩无几，而同等学历考公入职长三角地区公务员，薪资相当但稳定性更高。某头部券商HR向本报记者坦言，投行新人起薪较五年前大幅度缩水，年终奖递延发放已成常态。
工作内容与职业想象的错位更催生“金融新人”的心理落差。私募从业者小李自嘲是“PPT纺织工”，入职三年未接触过核心项目。在国内某投行工作、花几百万在美国留学后归来的小张，也因为进入投行后远低于预期的起薪和“打杂式”的工作向家人抱怨，家人劝其“不着急，慢慢干，工资总会涨上来的”。
资源门槛也让部分“小镇青年”选择撤退。“金融本质是资金与资源对接，没背景难出头。有些小镇青年/姑娘，业绩做不出来，回流老家考公是个出路。金融还是比较强调资源的。”一位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记者，其组内两位山东、河南籍员工，因难以突破资源壁垒，已返乡备战省考。
市场波动加剧，加速金融行业人员“洗牌”。某公募基金市场部员工坦言：“这两年公募裁员，新人首当其冲。我们团队有应届生被裁后直接回老家，进了地方国企。”
资深金融从业者陷入转型困局
除了新人，一些资深金融从业者也陷入转型困局。对于他们来说，十年前公务员“下海”进入金融行业曾是潮流，如今却现“逆向流动”。
“过去很多公务员转行做金融。”某期货公司资深人士小孙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那些做得好的，家里有一定资源，自身又努力。他们当时可能觉得当公务员太枯燥，不知道现在后悔了没有。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统计，2024年末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规模较上年缩减1.8万人，人员结构呈现两极分化流失特征：一方面，证券经纪业务一线岗位员工离职占比高达91%；而另一方面，30至40岁核心管理层级人员流失现象尤为突出。
当年轻同行还能在体制内外双向流动时，这群平均年龄42岁、从业超15年的中坚力量，正被卡在公务员报考的年龄红线之外，成为行业转型期最尴尬的“夹心层”。
“过了35岁，连考试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某券商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感慨。
从业12年的资管人士也感叹道：“公务员考试35岁的年龄红线，把我们卡在了围城之外。”
众所周知，中国公务员考试普遍设置35岁年龄限制。然而，金融业从业者往往在30到35岁迎来职业黄金期，待察觉行业下行风险时，一些人已错失考公“末班车”。
某资管公司副总经理自嘲：“年轻时觉得年薪百万触手可及，等发现晋升停滞、考核翻倍时，转身才发现退路已封。”
北京籍私募人士小罗，生于1985年，原来在上海一家头部量化私募工作，2024年遭遇裁员，又超过了考公的年龄，最终离开金融行业，转而开起了奶茶店。
另一位留学美国知名大学、毕业后进入百亿私募的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讲起了其听到的段子：“之前来问怎么做自媒体、开餐厅的，都是做地产、教培的，现在来问的，都是做金融的。”
即使公务员考试放开年龄门槛，优秀的资深金融人士也面临着巨大的沉没成本。
“离开牌桌”的代价很大。15年行业深耕积累的百万年薪、团队管理经验，在体制内价值坐标系中面临“归零重置”，某私募合伙人算了一笔账，即便公务员考试放开年龄限制，以降薪70%考入金融监管部门，职级也只能从科员起步，“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学费、房贷月供立刻断流”。更残酷的是，45岁基金经理若转行，其股票分析能力在公文写作、政策解读等体制内核心技能面前，可能瞬间“贬值”。
重新定义“体面”
“金融从业者这两天不是在议论羞耻感话题吗。”一私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说，社交平台上，在一些观点看来，“金融男”已成油腻、拜金标签，一些从业者自嘲被迫隐藏职业身份。
该人士称，金融从业者的家里人肯定也觉得，当公务员也蛮好的，父母在介绍子女“在证监会工作”时的骄傲，可能要超过“在私募管10个亿”。
“金融从业者的工作压力很大，不知道哪个项目会爆雷。”某券商债承人员坦言。
一位公募基金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基金经理角度看，前些年很多基金公司热衷于打造公司投研个人IP，但近两年以来，市场持续调整，很多此前备受关注的“明星基金经理”管理产品的业绩和规模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缩水，持有人体验欠佳，面临的市场投诉也可能较多，同时，在公司考核层面也受到业绩和规模双重回调的压力。这么大的职业压力，会让金融从业者对于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自我怀疑。
“这两年金融人开始重新理解‘体面’，体制内身份正在完成价值重构。”某头部量化私募品牌总监向记者透露。
从70、80后从业者的“高薪即尊严”到90、00后从业者“稳定即体面”，这番现象背后，折射出金融业职业尊严感的剧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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