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岳楚鹏 蔡鼎 每经编辑 兰素英
特朗普计划于当地时间4月2日下午4点（北京时间3日凌晨4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关税。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报道，根据特朗普此前签署的命令、宣布的决定或释放的信号，这一天除了会有某些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最新关税措施生效外，还会落地一项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
不过“对等关税”机制缺乏严谨的经济学支撑。
例如，民生证券以中美之间的关税差异进行测算发现，如果真要追求数字上的“公平对等”，美国反而需要降低对华关税。
特朗普还将关税包装成“外国买单”的胜利宣言。但事实是，关税伤害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在物价上升之外，美股也大幅承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一季度，美股总市值（不含OTC）合计蒸发166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万亿元）。
招商证券构建的关税情景显示，假如美国征收“对等关税”，未来3~5年，美国实际GDP累计降幅预计高达3.84%。按照2024年美国的GDP计算，美国的GDP累计损失将达到1.0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66万亿元）。
“他们收我们多少关税，我们就收他们多少。”
自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
据新华社，美国政府定于4月2日起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不过，截至目前，全球仍在猜测，这项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的关税措施，究竟涵盖哪些范围。
据《华盛顿邮报》3月30日报道，白宫助手们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即对几乎所有国家的产品提高约20%的关税，而不是针对特定国家或产品。
而《华尔街日报》4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正在准备另一种选择，即对部分国家征收全面关税，税率可能不会像20%的普遍关税那么高。
特朗普多次公开抱怨，认为美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吃了“哑巴亏”，理由是许多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远高于美国对它们同类商品的税率。
然而，特朗普力推的“对等关税”，打着所谓“追求公平”的旗号，实质上违背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这种机制下，如果A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某商品征收X%的关税，那么美国就应该针锋相对地对从A国进口的同类商品也征收X%的关税。
民生证券在研报中指出，“对等关税”抽离了市场环境，仅比较两国间的相互税率，忽略了各国不同的经济结构、产业优势、市场规模、国内税制（如增值税、消费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等关键因素。
而且，美国老觉得自己在关税方面被“薅了羊毛”，但测算发现，“对等关税”的理论基础相当薄弱，有时甚至会推导出与初衷相悖的结论。
例如，民生证券在基于“关税+增值税/销售税”进行测算后发现：在考虑了中国13%的标准增值税后，即便不计美国各州平均约10%的销售税，与美国目前对华商品约32%的加权平均关税相比，中国对美商品约16%~17%的加权平均关税加上增值税后，仍然低于美对华关税水平。
这意味着，如果真要追求数字上的“公平对等”，美国反而需要降低对华关税——这无疑是对该政策逻辑合理性的巨大讽刺。它清晰地暴露了“对等关税”理念的根本缺陷：将不同性质、不同环节的税负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直接对比，无法真正反映贸易关系的平衡与公平。
由此可见，“对等关税”缺乏严谨的经济学支撑。
在关税政策的讨论中，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论调常常甚嚣尘上，即关税是由外国支付的，是迫使贸易伙伴“掏腰包”的有效手段。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也告诉选民，这些税项“不会是你们要去负担的成本，而是由其他国家承担的成本。”然而，有经济研究显示，特朗普在2017至2020年第一任期内所加征的新关税，其经济负担最终大多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扬特·梅农指出，美国试图用关税政策纠正所谓的不公平贸易，但“实际上这些关税主要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
但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对此却浑然不觉。英国《卫报》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48%的美国受访者正确地回答了“关税是由美国公司支付”。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不知道关税由美国公司支付。
在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关税通常是由进口方承担。因此，面对上涨的关税成本，美国进口商的选择空间也不多：要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要么牺牲自身利润。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会长弗伦奇表示，“对等关税”将对零售业供应链造成“极大破坏”，迫使消费者承受更高商品价格，侵蚀美国家庭消费能力。
特朗普3月26日宣布的针对进口汽车和某些汽车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计划，便是一个例证。多家权威机构预测，一旦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美国消费者购买每辆汽车的价格可能飙升4000至15000美元。
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表示，政策“只会推高成本并加剧行业混乱”，并透露公司高度依赖墨西哥工厂供应全美约60%的车辆，关税可能导致生产中断和裁员。零售巨头塔吉特、沃尔玛等企业也发出警告，产品价格可能因关税上涨。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即将公布的）新关税政策短期内将使美国物价上涨2.1%到2.6%。意味着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要从口袋里多掏3400至4200美元，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新的关税政策将在10年内增加6万亿美元收入，这些收入可以以退税的形式返还给美国人。
然而，经济学家们表示，关税所增加的收入可能远低于白宫的预期，而且这一政策可能适得其反。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就表示，每年大约6000亿~7000亿美元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能达到1000亿~2000亿美元，那都相当幸运了”。
当地时间4月1日，亚特兰大联储GDPNow再次下调美国2025年一季度增长预测，从4天前的-2.8%大幅下调至-3.7%。《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这是该联储GDPNow自2020年以来最糟糕的美国GDP预测。
当地时间3月30日，高盛将今后12个月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从此前的20%上调至35%。报告称，美国激进的关税政策将提高通胀率与失业率，阻碍美国经济增长并增加衰退的风险。
无独有偶，巴克莱银行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美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已成定局，并大幅下调了对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四季度同比增速仅为0.7%）。
据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算，假如美国征收20%的广泛关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美国经济规模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在无报复情景下，202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将降低0.9个百分点，2026年将降低0.1个百分点。
在全面报复情形下，202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将降低1个百分点，2026年将降低0.2个百分点。
从长远来看，美国GDP将降低0.3%至0.6%。这相当于美国经济每年永久性地萎缩900亿美元至1800亿美元。
招商证券构建的关税情景也显示，未来3~5年，美国实际GDP累计降幅预计高达3.84%，全球整体GDP总额预计将累计下降1.06%。
根据TradingEconomics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和全球GDP分别为28万亿美元和108万亿美元。以此计算，未来3~5年，美国GDP将累计损失1.0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66万亿元），全球GDP损失1.14万亿美元（约合8.16万亿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风险，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招商证券的模型同时预测，未来3~5年，全球出口累计总额将下降2.33%，进口总额下降2.46%。其中，美国作为关税发起方，其进口额预计将锐减8.76%，这不仅将直接冲击依赖进口的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因贸易壁垒而可能出现的断裂与重构风险，从而进一步推高全球贸易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
芝加哥联储行长Austan Goolsbee警告，关税相关的不确定性还会导致投资放缓。3月以来，高盛、巴克莱和RBC Capital Markets等纷纷下调美股预期。
与全球主要的股指相比，美股一季度表现不佳。《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Wind金融终端数据统计发现，今年一季度，美股总市值（不含OTC）合计蒸发16695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
其中，标普500指数3月下挫5.75%，一季度累跌4.59%，分别录得2022年以来最差的单月和单季表现。纳斯达克100指数也是除了日经225指数以外，全球跌幅最大的主要股指。
相比之下，今年一季度MSCI全球（除美国）指数上涨6.5%，创下其与美股1988年以来单季度最大差距。避险资产现货黄金价格上涨近20%。
借助关税来刺激经济的做法是否可行？历史殷鉴未远。
1928年，赫伯特·胡佛竞选美国总统时，为拉选票，承诺通过加征关税来保护农产品市场。
胡佛当选总统后，各路资本家纷纷游说对更多产品加征关税。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提出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关税扩展至两万多种进口商品。
1930年，胡佛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签署了这份法案，并立即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迅速报复。
依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总额从1929年的13.34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3.90亿美元，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总额从1929年的23.41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7.84亿美元。
1929年至1934年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美国经济也陷入了大萧条。1930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8%，而到1931年，这一数字骤升至16.3%，并一路走高，1932年达到24.9%，1933年达到25.1%。
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该法案也被美国国会称为其“史上最灾难性的法案之一”。
历史表明，任意挥舞“关税大棒”，最终只会让自己和全球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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